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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中低收入家庭都是普惠金融重點關注的群體。而過去幾年，疫情的沖擊又讓部分群體原本的主要收入縮水或斷檔。“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金融消費者的脆弱性凸顯，金融健康問題受到更加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副局長尹優平在今年1月舉辦的一次論壇上表示，要從居民的收支平衡、金融韌性、金融能力、金融規劃等方面關注其金融健康水平。

然而，中低收入群體往往是“失語”的。一方面，這部分群體日常缺乏渠道反映自己的實際需求，比起“動輒上千萬元、上億元”的大項目和高凈值客戶，他們相對是“隱形”的；另一方面，他們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識，無法準確提出自己的需求。

“一兩次簡單的調研和訪談遠遠不夠。”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副院長莫秀根告訴《金融時報》記者，該院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啟動了“財務日記”項目，對陜西宜君縣、湖南平江縣和上海三個地區197戶家庭的財務情況進行了為時一年的詳細記錄，通過訪談了解這些家庭每一筆開支和收入的來龍去脈，觀察他們的金融行為，并去分析“表象”背后的故事。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流動性壓力？面對潛在的意外沖擊，這些家庭又可以如何提早思考應對之策？帶著這樣的問題，《金融時報》記者采訪了多個中低收入家庭，并圍繞他們提出的問題向業內專家求解方案。

流動性“生命線”

在考慮農民季節性收支規律的基礎上，可以向農民提供多種小額金融產品，從而為農民提供一些中長期農業貸款，根據農時及時滿足農民的資金需求。

互助組織在家庭財務健康和韌性中可以發揮獨特作用。信用互助組織往往提供一種非標準化的服務，更具靈活性，也更適應不同家庭金融韌性的需求。

50歲出頭的陳先生是典型的宜君農民，住在塔莊村，家里有43畝玉米地和30畝核桃，一家四口人依靠這片土地生活。在觀察陳先生家庭的財務流入流出情況時可以看到，受農業季節性因素影響，其家庭收入的流入流出并不平衡。

記者了解到，除了農業收入以外，陳先生的家庭主要靠勞動打工為收入來源。兩筆主要的收入集中在5月和9月，主要是賣出成熟的核桃和玉米取得收入。而在其余月份，即便有少量勞動收入和補貼等，但是大多無法覆蓋當月支出，流入流出極不平衡。

這一現象也引發了研究者的關注。“這種收入模式就意味著一年中大多數時候這個家庭的收支會出現赤字，他們很可能被迫壓低一些日常的必要支出，影響了其生活質量。”莫秀根告訴記者，這種被全年平均收入掩蓋的問題值得重視。

比起陳先生，家住陜西省宜君縣十五里鋪村的雷先生則面臨更多選擇。“我家里有五口人，有玉米地22畝和核桃地5畝，平時在農閑時期也有一筆固定的打工收入，偶爾也去附近的高鐵工地兼職干活。”對雷先生來說，打工（固定或者臨時）收入已經成為支持家庭生活的重要來源。在他記錄的一年期賬單中，我們看到他家的全年收入為89260元，其中，有45100元來自打工收入，占比高達50.53%，高于農業收入39.21%的占比。

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湖南平江縣何先生家。他居住在距離平江縣大概一個小時車程的福壽山鎮的鎮郊城鄉結合部的一棟住宅里，是一個標準的三口之家。雖然自家也有農地，但是早已交給他人耕種，自己在小鎮的福利院有一份工作，同時也開車拉活。“我們早就不種地了，種地又不太掙錢，打工的收入反而更穩定，不用擔心收成。我自己也拉拉活，時間比較自由，收入勉強夠我們一家用了。”雷先生告訴記者。

“對農業勞動高度依賴的收入模式下，家庭保持收支平衡的壓力很大。”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朱賀天戈對記者解釋，流動性是一個公司的生命線，這對于家庭也同樣適用。如果類比公司金融，其核心問題就是一個家庭如何使用金融工具來實現其規劃的家庭目標。

從收入端來看，一般來說，韌性足、抗風險能力強的家庭往往是多收入來源的。即便對農村家庭而言，收入多元化特征也愈發明顯。“所以未來提升農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可能并不僅僅是提高其農業收入，而是要大力發展農村的其他產業，提升農村居民的非農收入。”莫秀根表示。

這一規律在全球范圍內也得到了印證。根據2017年對235戶美國中低收入家庭的一份研究報告，當地中低收入家庭財務緊張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掙得少，更是因為收入波動加劇了他們的掙扎。我國的情況與美國不盡相同，不過，鼓勵收入多元化具有共通性。

“像宜君這樣依靠農業生產為主的地區，其收入的波動主要受農業收入季節性的影響。非農業收入使得人們更加依賴于勞動力的輸出。一旦失去勞動力就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家庭財務壓力將驟然增加。”莫秀根表示。與城市相比，農村地區更容易出現失去主要收入來源的狀況。外部沖擊造成的收入驟減情況不應該被忽視，尤其是其對于個體戶、靈活就業人群等，金融需求的波動存在季節性特征，所以，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時需要考慮到季節性問題。

對此，尹優平建議，在考慮農民季節性收支規律的基礎上，可以向農民提供多種小額金融產品，從而為農民提供一些中長期農業貸款，根據農時及時滿足農民的資金需求。

“可以充分利用互助組織。”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處長、聯合國開發署可持續發展投融資項目辦主任白澄宇建議，可基于互助組織的優勢，發展互助保險。在他看來，互助組織在家庭財務健康和韌性中可以發揮獨特作用。“我和國際上很多金融合作組織進行過廣泛的交流，他們的成員往往是以家庭為單位，所以更關注家庭的財務健康，而不是像銀行信貸那樣主要針對個人。信用互助組織往往提供一種非標準化的服務，更具靈活性，而這種靈活性是韌性的一方面，非標服務也更適應不同家庭金融韌性的需求。”白澄宇表示。

份子錢“雙刃劍”

我們不能純粹從財務角度來理解份子錢。社交對于中國中低收入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簡單地認為這是一種無效的支出，但是也一定要避免形成惡性循環，加重中低收入家庭的財務困境。我們沒必要全面禁止份子錢，但要限制在合理范圍內。

前述絕對收入偏低、波動性較大主要受“剛性”因素影響所致，此外，人情往來這筆“軟性”支出因素也同樣不容忽視。

從對平江縣家庭的調研可以看到，“辦酒”成為當地人談之色變的話題。作為一個坐落在湘北山區的小縣城，平江境內是綿延起伏的山巒和縱橫交錯的河流。而出了縣城，在開往平江下屬福壽山鎮的路上，不難發現，每隔幾公里路邊去村里的小路口總會看到幾個紅色或者藍色的充氣拱門，上面寫著某某結婚或者某某仙逝，有些甚至是某某過生日的大字。

“平江的婚喪嫁娶人情往來都要‘辦酒’嗎？”，面對這樣的疑問，當地人說道：“我們這邊什么都要‘辦酒’，恨不得你買了個摩托車都要‘辦酒’。你不可能只去吃別人的酒，那就虧死了。所以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記者了解到，在平江縣，稍微熟悉點的朋友“辦酒”，受邀者得隨份子200元到500元，而平江一般的平均工資也就2000多元。那么“份子錢”這類的人情往來是否對中低收入家庭造成了一種壓力呢？

從事木工行業的鄧先生就坦率說出了他的壓力：“我們平江這邊人情往來的壓力非常大。婚喪嫁娶，各種事都要辦酒，隨份子錢、給壓歲錢壓力很大。”

記者了解到，鄧先生家一年僅份子錢的支出就高達7000元或8000元，占到了全家年收入的20%左右。

實際上，從CAFI調研中可以發現，越是絕對收入較低的地區，這類壓力越大。在絕對值上，上海由于較高的收入和支出標準，戶均月社交花費量是三地最高，但宜君和平江的社交花費占其戶均月現金流量的比例高于上海。

作為社會能量相對較低的中低收入家庭，在社會交往過程中的金錢來往，到底是有利于家庭的凈流入還是不利于家庭的凈流出呢？應該說，這個問題并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人情”的價值很難用直接的金錢回報來衡量。特別是在農村，社會交往金錢流動是非常重要的人際交往渠道，人情費或許是一種必要的社交成本。

實際上，當不少受訪者被問到“當您親人住院了但您沒有足夠的錢去支持，您會尋找誰的幫助”時，大家尋求幫助的對象最重要的還是家庭和朋友，金融機構則相對占比較低，而且比例差距非常明顯。

莫秀根表示，我們不能純粹從財務角度來理解份子錢。社交對于中國中低收入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也不能簡單地認為這是一種無效的支出，但是也一定要避免形成惡性循環，加重中低收入家庭的財務困境。“從另一個角度看，人情費可能構成了一個家庭的財務壓力，但也可能是解決結婚、疾病、喪葬等重大事件時需要大數額支出的重要途徑。”他補充道，“我們沒必要全面禁止份子錢，但要限制在合理范圍內。”

拮據的“準中產”

適度發展消費金融也是專家開出的“藥方”。相關政策要多關注需求側的一些特點，以可獲得、可負擔、便捷的“隨借隨還、按日計息”類貸款產品為錨，滿足中低收入家庭平滑支出、擴增消費和擴大生產的需求。此外，要大力推動普惠保險的發展，以數字化、標準化和智能化的數字產品作為普惠保險廣覆蓋的助推器。

在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流動性壓力又是一個不同的故事了。收入較高、沒有其他多余負擔（如高額房貸、父母贍養壓力等）的家庭就一定意味著財務狀況優良嗎？朱女士家庭的故事似乎回答了這個問題：不一定。

在接受采訪時，朱女士帶著兒子走進了咖啡廳。朱女士兒子非常活潑，一直要求調研人員陪著他一起玩。看著咖啡店里精致的小甜品，盡管剛吃完晚飯，小朋友依舊喊著“媽媽，我要吃這個蛋糕！”朱女士也沒有回絕兒子的請求，走到結賬臺買下了兩個蛋糕。這樣一個蛋糕的價格是38元。小朋友吃了兩口就吃飽了，蛋糕還剩余三分之二，朱女士連忙拿過去吃了兩口。

這個細節也觸動了在場的其他人。當被問起家庭的現金流情況時，她表示：“我們平時花錢大手大腳慣了，遇到喜歡的就買，遇到想吃的就吃，覺得好像也都不貴，但是一記賬就發現這些大大小小的開銷累在一起就是一筆大數字了。”她補充說，“感覺什么也沒干，錢就沒了。有時候為了周轉，我們也不得不借微粒貸或者借唄。”

在197戶受訪家庭中，朱女士家已是家庭財務條件比較好的代表。她年收入20多萬元，無贍養父母壓力，在上海有房，只需要應付日常開銷。但我們發現，朱女士也經常要面對家庭財務緊張的狀況。

莫秀根告訴記者，在人們通常的印象中，“捉襟見肘”“朝不保夕”等收支無法平衡的現象往往是家庭經濟狀況較為拮據才會出現的情況。而CAFI在全國的一項調查顯示，收不抵支的比例在固定工資群體中總體占比達到35.9%，在靈活就業者中更是達到44.4%；即使是中高收入的群體也有四成左右的比例面臨收不抵支（收入略小于或遠小于支出）的情況。

是什么造成了這些城市家庭的流動性壓力？在進一步的采訪調研中，記者了解到，不少像朱女士這樣的偏中產家庭，最大的支出主要是“一老一小”，更確切地說，是醫療和教育。

“我們家不喜歡自己做飯，喜歡在外面吃，這個支出也不小。有時候出去旅游，帶孩子去迪士尼、大商場玩玩，再報點興趣班，支出一下子就上來了。”朱女士嘆了口氣，表示“在‘雙減’政策后，興趣班的價格又上升了，但是這些活動又不能少。”

具體來看，根據朱女士在她的財務日記中記錄，在暑期階段，孩子的興趣班學費、書本以及文具的錢是一大筆支出。為了提高孩子的英文水平，她為孩子報了英語培訓班，價格接近8000元。從記者看到的朱女士記錄（2021年6月到2022年3月數據）來看，不到一年時間里教育相關費用超過了3萬元。

接受采訪的趙先生是國企退休職工，目前獨居，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等慢性病。他表示，自己一個月收入5000多元，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醫療上。“我們年紀大了，日常吃喝花不了多少錢，但是一旦要去醫院，尤其是住院，就感覺到不小的財務壓力。”趙先生表示，“我一個月要去醫院好多次，退休金基本花在這上面了。一次幾百元或1000元，一加起來就很多了。”

那么，除了固定收入，老年人是否愿意通過金融產品來理財增收呢？趙先生說道：“我們老年人反應慢了，理解能力也不行，所以我缺錢是不會找商業機構的，再難我也只會尋求家里人或者朋友的幫助”。

“中老年人的醫療風險最為突出，補充性的普惠醫療保險是對沖此類風險的好的機制。”朱賀天戈表示，但他也表示，如何定價、如何優化相關服務還需進一步探討。

此外，適度發展消費金融也是專家開出的“藥方”。莫秀根告訴記者，相關政策要多關注需求側的一些特點，以可獲得、可負擔、便捷的“隨借隨還、按日計息”類貸款產品為錨，滿足中低收入家庭平滑支出、擴增消費和擴大生產的需求。此外，他還建議，要大力推動普惠保險的發展，以數字化、標準化和智能化的數字產品作為普惠保險廣覆蓋的助推器。

扭轉“金融隔閡”

全社會要大力推廣金融素養教育并倡導金融健康理念。金融機構要發揮更加主動的作用，將消費者保護理念融入公司商業戰略中，提升中低收入群體對普惠金融的承接能力。

不過，金融產品的有無并非唯一的決定性因素。通過與多位受訪者的溝通，記者發現，原本可以作為現金流平滑“利器”的金融工具，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卻意外受挫。

居住在上海的尚女士就感慨道，曾經吃過信用卡的虧。“上次信用卡把我害慘了。”她告訴我們，她在某行信用卡上一共借了1200元，疫情防控期間因沒法出門及時還款，也不會在手機上操作，逾期了1個月，但是逾期費加上利息一共就有400多元。

前文中提到的趙先生也談道，“我們根本不會用那些工具（指代信用卡、互聯網平臺等），就算缺錢我也只會找親戚朋友和子女借。”

這超出了研究人員的預期。朱賀天戈表示，他曾多次聽到了中老年訪談對象對于金融服務的負面反饋。這種對金融服務的刻板印象導致中國中低收入家庭的中老年人承接普惠金融的主觀能動性極差。

過往經驗通常是這種“負面反饋”的來源。趙先生就表示，曾購買了小區居委會推廣的商業普惠保險，在上次腳傷之后賠付非常有限，手術一共才報了500元，反倒是殘聯補貼了1800元。“商業保險作用非常有限，而且保險的賠付機制、設置條款等對老年人不友好，就算現在有了第三方平臺，依舊是換湯不換藥。”他表示，“通常情況下，買保險的時候很方便，但是真正受益很難。”

實際上，不少受訪者都表示，對保險的需求很強烈，但體驗卻不夠理想。當然，在《金融時報》記者的多次線下走訪中也發現了正面反饋的例子。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不少55歲至70歲之間的客戶在使用手機、金融風險知識等方面和年輕人差距并不大，一些常年有投資理財習慣的中老年客戶風險承受能力和金融資產能力甚至比普通年輕人更高；而他們也和自己的理財經理建立了數十年的良好合作關系。

不過，來自消費者的“負面反饋”也提醒金融機構，必須關注“金融隔閡”的存在，扭轉中低收入人群對于金融產品尤其是保險產品的不信任感。尹優平提出，全社會要大力推廣金融素養教育并倡導金融健康理念。金融機構要發揮更加主動的作用，將消費者保護理念融入公司商業戰略中，提升中低收入群體對普惠金融的承接能力。

對于一些機構提出的“普惠保險不賺錢”問題，安盛天平健康險及新興客戶事業部負責人王春麗談道，從普惠保險角度來看，普惠保險并不意味著保險公司虧錢，但是不能賺太多的錢，利潤比中高端產品低一些。“保險公司會對中高低端產品進行搭配，來保持整體組合管理池子的健康，并保障一定的盈利，實現商業持續運作的良性循環。”她解釋。

“金融隔閡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莫秀根表示，其中一個重要的緩解方式是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近年來，隨著數字化轉型趨勢日益凸顯，線上服務的高效與便捷的確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普惠金融服務的范圍。但是，適當的線下溝通同樣是必要的。

例如，寧波某地通過農商行工作人員長期走訪基層等多方面渠道，根據多維度的具體指標給用戶打“道德分”，得分較高者就可以享受較高額度的授信和更低的利率；而在普惠保險方面，莫秀根建議，要從用戶角度出發，讓他們“更省心、更省力”。比如，農戶保險方面可能涉及牛羊險、果樹險等多種險，每筆金額小、理賠程序復雜，這導致農戶往往不勝其煩，真正要理賠時又找不到對應的機構。對此，一些地區探索用“一張綜合保險單”或建立一個“綜合保險大廳”，統一對接所有的險種咨詢、購買、理賠業務，極大減輕了農戶的負擔，推動相關金融服務更好落地。

當然，多方的努力都不可或缺。對消費者層面，尹優平提出要通過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使居民能夠學金融、懂金融、用金融，加強金融教育、深入金融教育基地化長效化建設，把金融健康納入到金融教育體系中；監管層面，他建議在現有普惠金融指標體系及填報制度的基礎上，完善金融健康評價標準。“可以借鑒吸收‘財務日記’調查等方式方法，研究開發金融健康診斷工具，探索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實踐經驗。”他表示。

（文章來源：金融時報）